| 许倬云，江苏无锡人，1949年赴台，就读于台南二中，完成高三最后半年学业，进入台大历史系，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。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、南京大学讲座教授、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、杜克大学讲座教授、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，代表作为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、《汉代农业》、《西周史》、《万古江河》。 |
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自2015年上任以来不遗余力的年年给新生送书，而2019年随通知书附赠的，便是许倬云先生所写的《万古江河》。在致新生的信中，清华校长提及《万古江河：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》是一本视野开阔、见解独到的中国历史文化力作：“作者许倬云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，在书中他用平实畅达的语言讲述了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，字里行间既有宏大的历史脉络，又有对日常生活的细微描摹，让读者在回顾数千年历史的过程中深切感悟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，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。”为什么清华校长会希望新生在入校前读完《万古江河》？这本书与其他的历史著作有何区别？今天分享许倬云先生在本书初版时所做的一次演讲，我们或许可以从作者的讲述中找到一些答案。我一辈子做的工作，是从社会经济起手，然后做了文化史研究。常常有人问我，什么什么事情，在哪本书里可以找到。比如，我曾在一家饭店吃饭，店主人就问，中国菜这样那样的烹饪方法，是从哪里开始的？我一想，哎，中国通史上还真没交代。那次之后的两三个月，有饮食文化研究会找我去讲演。我就专门找中国小炒菜的起源。我内人也常常被人家问，你们夫妻俩都学历史，能不能介绍一本我们看得懂的中国通史给我们看。他们说，一些思想史好是好，但论的都是天大地大的问题，又多引经据典，老百姓看不懂。我觉得，既然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，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所交代。这是我写作《万古江河》的最初动机。我更重要的动机，是想告诉我们的同胞，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，而是慢慢长大的。今天大多数的同胞，总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这么大的一块。这些事情一直以来大家都是模模糊糊下来，形成了“中国中心论”。更常见的是“中原中心论”，说我们四面是“蛮夷戎狄”。这对四邻都是不太礼貌的说法。这四个字，从原来的字根讲起来，都是描绘人们的生活形态，但演变到后来呢，只有我们中华是特别好，外面都“蛮夷戎狄”。我在海外过日子，常常碰到一些很热心、很爱国的同胞跟我说，我们中国人是特别优秀，你看这个学校里功课最好的都是中国人。我则常常跟他们说不见得。这种自大的、自我中心的观念，是几千年来“中华帝国”、“天朝上国”这个观念演变出来的。在过去，我们关着门过日子，所以没什么关系。但是现在，我们是在世界上过国际社会的日子，就不能再这样了。所以我写《万古江河》，是为了让大家知道，中国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一块，是慢慢长大的，当年的“蛮夷戎狄”就是今天的腹地，当年的敌人就是今天的邻居，同样地，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是将来的邻居。我深受感召的梁启超先生，他原本要写一部中国史，可惜没写成，只写了一个绪论。他说，“中国”是从“中原”开始的，中原变成了中国，中原的中国慢慢扩张变成中国之中国，然后超越中国之外，慢慢将四邻吸收进来，通过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大，变成了东亚的中国，然后在亚洲范围之内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，是亚洲的中国，将来还要进入世界，成为世界之中国。梁任公写这篇绪论是在一百年前，他真是目光如炬！今天世界的大格局、全球化的现象的确出现了。在一百年前没有第二人敢这么说。我现在最喜欢到国内看考古遗址，看人家不看的破破碎碎的瓦片。一片瓦片可以告诉你许多许多事情，告诉你“中原”也不是一天形成的，也是后来发展出来的。在古代那么多的地方，不同的人群发展着他们不同的过日子的方法，谁也不是“上”，谁也不是“下”，谁也不是“中”，谁也不是“外”。地球是个圆的，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。各处都有自己寻找的方向，都有自己过生活的方式。我自己也找到一条很重要的线，就是相当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时代。公元前三千年左右，陕西形成一个文化，后来分为两条线，一个是陕西西安的半坡文化，另一个就是旁边的河南陕州古城南的庙底沟文化。这两个文化，本来是很类似的文化，后来有了不同的发展。我们从半坡文化的工具看，渔猎工具越来越多，农耕的比例比较少；而庙底沟呢，农耕农具的比例相当大。就像一对双胞胎兄弟，他们隔着河过日子，然后慢慢地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。庙底沟文化的实力逐渐强大了，于是慢慢地往外开展了，越到后来，越往东走，并不是往西走。这样东边的地方慢慢地就采用庙底沟文化的生活方式，并逐渐变成了黄河边上一个相当显著的生活生产方式。2015年5月，许倬云新作《说中国》在内地出版。随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每一个文明都有其独到之处，大家能够糅在一块，去其短，大家互补，采其长，这才有前途，才有希望。”
庙底沟文明向两边扩展，它去了黄河南岸的河南、黄河北岸的山西，尤其是山西的运城平原。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，已经发现有极大的古城，有城墙，有道路，有宗庙，有大的礼仪性建筑，有大的公共建筑，有非常大的水沟，这些现在还在继续的发掘中。注意到这一串现象，我就认为这个庙底沟二期，应该讲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。这并不是说，中国没有其他更早的文明，早到五千年以前就有了，而且很多很多。但我认为，庙底沟文明是核心。考古学家将之称为“夏文化”，我觉得夏文化应该是“诸夏”，在文献上讲夏朝就是诸夏，就是许多的夏，并不只是一个夏。“夏”大概是一些人自己称自己的名称。诸夏，彼此之间有很多小的差别。山西运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，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，内容并不完全一样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，都肯采纳别处的东西，因此东南西北的特色它都有。我认为这才是中华文化的起源，虽然没有大的显赫的成就，但是肯接纳、肯吸收。这个动力、这个特性，使它可以变成一个强固的核心，有了核心，它就慢慢成长。我写的《万古江河》就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，旨在填补梁任公先生在中原以前的那一段。我讲文化的扩大，不讲武力。我向来不喜欢讲武功，因为我从小在战争中长大，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，我知道什么叫作鲜血。我不讲武功，不讲开疆辟土，只讲文化圈的扩大。我所讲的主调是：在文化圈的扩大过程中，我们有“给”，我们也有“拿”。我们给过很多四邻中国的文化，我们也从四邻的文化中吸收接纳。从庙底沟二期开始，我们就继续不断地向四周“给”，也从四周“拿”，不然庙底沟二期也不会长大。等到庙底沟二期长大了，到后来“中原”变成了“商”，“商”也不断地给予吸纳，而“周”在“商”的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，不仅继承了商代文化，也接受了许多其他文化的东西。
秦人原来在西方，在今天甘肃天水一带，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壮大，东迁至陕西关中一带。秦由小小的牧马民族逐渐变成秦帝国，是吸收了六国的长处、吸收了六国的人才，才得以壮大。汉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个文化体，也是不断地进行文化输出和输入。汉朝的文化输出，东到日本、东南亚，西到天山，北到大漠；汉朝的文化输入，最典型的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，汉文化一路向南开拓，将南方的动植物引进中国，从西域也带进来西瓜、葡萄，从北方带进来骆驼、野驴子等等很多很多的物产。这样无穷的文化交流、物产交换，使得汉文化异常博大丰富。所以，每一朝文化在扩大的时候，都是“有给有拿”。我们不吝啬“给出去”，也不惭愧“拿进来”，这才是大大方方、磊磊落落。有好的我就学，见贤思齐，人家肯向我学，我也诚恳教人。所以，在这样大大方方、磊磊落落的状态中，中国慢慢地成长了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92年，1505年欧洲人攫取的白银就开始运到中国来了。这也是中国第一次面临世界格局的形成，所以我取个整数以1500年做了断代，前面写了半本，后面写了半本。1500年以后近代的事情，跟我们的关系更密切。最重要的是我们碰到了一个重大关口，就是面临一个不比我们差、到后来比我们更有力的文化系统。我们面临的对手不简单，不能够轻易对付它，我们曾经输过，我们也正在爬起来。从1500年到现在，我们最重要的挑战，恰恰是这个挑战。现在我们更重要的任务，是怎样跟他们做个交叉，大家作合理的融合，而不是单向的学习。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有所谓“全盘西化”的说法，前几年，我又经常看到“先进国家”这个名称。用“先进”一词，就是承认他们的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，只是我们落在后面，晚了一步。如果说齐头并进，各走各的路，彼此之间有道路的交叉，就没有所谓的“先进”、“后进”。事实上，西方文明也是经历了梁任公先生所说的那些步骤，从古希腊时代希腊半岛尖端的西方，到地中海东端的西方，到地中海的西方，然后才有欧洲的西方，有大西洋的西方，有跨洋的西方，最终有现在几乎笼罩全世界的西方。西方文明的发展步骤和我们一样，它的成长过程也是“有给有拿”。只是到了近代两百年来，它逞凶霸道，只夺取别人的东西，还强迫别人接受它的文明。如果之前不是“有给有拿”，为什么会出现基督教呢？怎么会学了火药呢？怎么学了阿拉伯数字呢？我们首先要在心理上重新整理自己，不要再囿于“中华中心论”，尤其是“中原中心论”。这样我们才心胸坦荡，可以组织起一个大的文明团体，而这个文明团体也更需要光明磊落、心胸坦荡地面对那些曾经压迫、欺负我们的文明团体。我们应当承认，别人的方案不一定错，我们的方案不一定对，各有各的好处，也各有各的不足。我们对的地方，可以重新整理，为未来全世界所用。你认为非常好的部分，到今天出了毛病了，也要想想要不要丢掉，要不要重新来过。平心静气，大家才可能和谐共处。西方文明在近代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，都在经历很深层的改变。西方近代的经济理论认为，经济体系永远膨胀。这话不对。经济的膨胀，必定要消费，消费必定要资源，而世界的资源经不起永远的消费。因此，经济体不能永远膨胀。怎么样叫稳定？怎么样叫衰退？怎么样叫繁荣？都要重新界定。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化，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问题，它要加以整顿。我们中国呢，几千年来是集体主义，社区、宗族、大家庭都是集体主义，每人都要为大的单位而牺牲小的单位。许倬云曾在接受李怀宇采访时坦言：“写《万古江河》时，我有原则，不写政治、战争、制度、帝王将相，写老百姓。”“为大我而牺牲小我”的精神，是中国慢慢成长的条件。但这个条件到了一定地步也出了问题。孙中山先生就说：集体主义到了今天，如果想走下去，分配是很重要的。分配要影响到人的工作积极性。大家知道，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迅速成长，正是因为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。换句话说，分配是调动了你个人的意愿，这和集体主义是相违背的。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了。西方资本主义要反省，我们也要反省。
再比如说，我们儒家是不讲“神”的，我们讲“良心”，而天主教、基督教讲“上帝”。“上帝”是西方文明很重要的一个基础。在西方，没有上帝，很难讲到人权。“天赋人权”，西方人的“天”就是“上帝”啊！但在今天，美国的教会衰落了，大多数人不太相信了。美国天主教会的学校一家一家地关闭。我家斜对面是一个基督教会，每个礼拜五要举行bingo（一种赌博游戏）来赚钱。耶稣基督当然是不允许在殿堂上赌博的，但是穷啊，为了维持只好出此下策。宗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础，将来怎么办？也要修改，要向我们中国“以人为本”的方向修改。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畅销书，书名叫《世界是平的》。书中说，不管肤色，不管信仰，不管种族，大家一律平等。这话是对的。但是我们进入全球社会的时候，记得不要完全听他这个话。大家一律平等之后要竞争，但是竞争遵循谁的规则？在哪个操场上竞争呢？如果在你的操场上竞争，或者按照你的规则竞争，我肯定吃亏。对不对？所以，世界并不是那么平。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。比如我比你们矮，我手脚完全不行。我到体育场上竞争，根本进都进不去嘛，还怎么竞争？所以，我盼望将来的全球化是一个有各地的特色、有各地的专长、有各地若干程度的自主范围的全球化，但没有自主的战争，不许自主地说“我爱打谁就打谁”。地球上将来有什么样的天灾人祸、会有如何严重的后果，我们很难预料。可能是地震，可能是气候的暖化，也可能是疾病。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疾病正在酝酿当中，许多天灾我们是不知道的，而人的愚蠢、贪婪和无情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灾难。当天灾人祸来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一套答案就能对付的。这一套答案可能在某种情况可行，而另一套答案呢，可能在另一种情况可行。这种危机时刻，要靠存在许多可能的答案、可能的解救方法，人类共同的前途才不会受到威胁。所以，我希望将来这个世界是各地的特色互相补充，各地的专长同样存在。为什么清华校长将《万古江河》这本书作为新生入学礼？真正的理由我们也许不得而知，但这件事至少引发我们如下的三个思考：▌清华的学生无疑都是学霸，但高分通过应试教育，不代表具备基本的历史素养，许倬云先生的《万古江河》，无疑是对应试教育中历史素养缺失的弥补。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清华学子，相反，绝大多数人的历史素养在中学毕业之后，就定格了。显然，这些历史课上学到的东西，是无法满足我们的社交和精神需求的。▌“读史使人明智”这句话并不是说，一个人只要读几本史书，就能成为一个博学而智慧的人。读什么样的书？怎样读？这是比读了多少书更重要问题，这是读中国通史最常见的误区。不仅清华的学生，很多我们身边的人也面临上面的问题。为此，先知书店诚意推荐这本《万古江河》。本书不拘泥于传统历史观，将现实问题与历史联结起来，从世界看中国，是了解昨日中国，提升史学素养的中国史通俗读物。识别二维码，可一键收藏。